香港稅務條例的演變
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稅務局是依據稅務條例去執行有關的稅務事宜，包括評稅或收稅等。其實，有關的稅務條例是由戰時開始成立及演變，很多的繳稅重要原則，都由當時流傳至今。
香港稅務條例的演變
香港第一部關于納稅的稅法，始于1939年二次世界大戰。 由于當時戰爭需要資金，故此香港殖民地政府建議在香港開征戰稅，亦即《1940年戰時稅收條例》，以協助英政府應對戰爭所需。征收的范圍并不是對整體所得 征收單一稅項，反而是以“部分所得稅”概念的分稅體制為基準，最高稅率為10%。所以，通過這個分稅體制，政府向三種不同類型的所得分別征收項稅，包括： 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并且以居民來源地為基礎向全部人仕所得而征稅，有別于當時一般的普通所得稅。而這種“部分所得稅”的征稅制度，在當時許多商人代 表的稅務委員會成員角度而言，可以降低未來提高稅率的可能性。故此這一個征稅基礎，就被沿用至今，亦即是目前的地域來源征稅原則。
不過，這條稅收條例，翌年便被《1941年戰時稅收條例》所取代。新的稅法主要加入了征收利息稅的條文。但這部新稅法在通過之后6個月，香港被日本占領，戰稅因而停止征收。
二次大戰之后，香港需要資金進行重建工作。1946年，政 府成立了稅務委員會，以探討如何應付公共開支的方法。當時英國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再次試圖開征普通所得稅，但遭到商人團體，尤其是華人商人的堅決反對。華人 商人組成了一個反直接稅委員會，向政府游行抗議，并直接寫信給英殖民辦公室表達不滿。最后，政府重新采納了1940年建立的分類稅制，并于1947年5月 3日，正式通過名為《1947年稅務條例》，亦即是今天的香港法例第112章的稅務條例。
香港稅收系統的發展
1947年5月3日正式實施的《1947年地方稅條例》， 奠定了今天所收取的直接稅，亦令到香港的稅制在戰后得以改善及完整。不過，當時香港很多團體均向港府遞交反對開征直接稅的意見書。原因是當時的香港既未有 成立有權責的市議會，亦未在立法局中有選舉議席，所以很多華人小區均認為在沒有議會選舉權下，不應征收直接稅。
而 且，當時的香港剛經歷了二次大戰，復元不久，而中國的內戰再起，影響到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再加上日本的輕工業產品于戰后引入了市場，令到香港的經濟受到重大的壓力。而由于當時所引入的薪俸稅稅基廣闊，使到每一受薪階級的人仕都受到影響，故當時的市民均大力反對。為此，港府便根據當時外籍雇員來港出任高級職 位的收入及消費模式，將薪俸稅的個人免稅額定在7,000 港元，以一般當時平均月入數十元的普羅大眾而言，這是一個極高的個人免稅額水平。這亦令到大部份市民根本不用繳納薪俸稅，以平息市民的不滿。
而有關的調升薪俸稅個人免稅額及其幅度、夫婦分別申報薪俸 稅等問題，便成為60及70年代預算案辯論的例行話題。直至1973/74 年度，即距離頒布稅務條例26 年之后，才首次將1947/48 年度的個人免稅額調高！一個免稅額的檢討尚且如此復雜，更遑論其他稅制改革及有關的法律問題了。可想而知，基于未有常設的稅制檢討委員會關系，全面檢討整個稅制不能開展，亦令到香港的稅制嚴重滯后，未能配合整體發展。
香港稅務條例的演變
香港第一部關于納稅的稅法，始于1939年二次世界大戰。 由于當時戰爭需要資金，故此香港殖民地政府建議在香港開征戰稅，亦即《1940年戰時稅收條例》，以協助英政府應對戰爭所需。征收的范圍并不是對整體所得 征收單一稅項，反而是以“部分所得稅”概念的分稅體制為基準，最高稅率為10%。所以，通過這個分稅體制，政府向三種不同類型的所得分別征收項稅，包括： 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并且以居民來源地為基礎向全部人仕所得而征稅，有別于當時一般的普通所得稅。而這種“部分所得稅”的征稅制度，在當時許多商人代 表的稅務委員會成員角度而言，可以降低未來提高稅率的可能性。故此這一個征稅基礎，就被沿用至今，亦即是目前的地域來源征稅原則。
不過，這條稅收條例，翌年便被《1941年戰時稅收條例》所取代。新的稅法主要加入了征收利息稅的條文。但這部新稅法在通過之后6個月，香港被日本占領，戰稅因而停止征收。
二次大戰之后，香港需要資金進行重建工作。1946年，政 府成立了稅務委員會，以探討如何應付公共開支的方法。當時英國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再次試圖開征普通所得稅，但遭到商人團體，尤其是華人商人的堅決反對。華人 商人組成了一個反直接稅委員會，向政府游行抗議，并直接寫信給英殖民辦公室表達不滿。最后，政府重新采納了1940年建立的分類稅制，并于1947年5月 3日，正式通過名為《1947年稅務條例》，亦即是今天的香港法例第112章的稅務條例。
香港稅收系統的發展
1947年5月3日正式實施的《1947年地方稅條例》， 奠定了今天所收取的直接稅，亦令到香港的稅制在戰后得以改善及完整。不過，當時香港很多團體均向港府遞交反對開征直接稅的意見書。原因是當時的香港既未有 成立有權責的市議會，亦未在立法局中有選舉議席，所以很多華人小區均認為在沒有議會選舉權下，不應征收直接稅。
而 且，當時的香港剛經歷了二次大戰，復元不久，而中國的內戰再起，影響到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再加上日本的輕工業產品于戰后引入了市場，令到香港的經濟受到重大的壓力。而由于當時所引入的薪俸稅稅基廣闊，使到每一受薪階級的人仕都受到影響，故當時的市民均大力反對。為此，港府便根據當時外籍雇員來港出任高級職 位的收入及消費模式，將薪俸稅的個人免稅額定在7,000 港元，以一般當時平均月入數十元的普羅大眾而言，這是一個極高的個人免稅額水平。這亦令到大部份市民根本不用繳納薪俸稅，以平息市民的不滿。
而有關的調升薪俸稅個人免稅額及其幅度、夫婦分別申報薪俸 稅等問題，便成為60及70年代預算案辯論的例行話題。直至1973/74 年度，即距離頒布稅務條例26 年之后，才首次將1947/48 年度的個人免稅額調高！一個免稅額的檢討尚且如此復雜，更遑論其他稅制改革及有關的法律問題了。可想而知，基于未有常設的稅制檢討委員會關系，全面檢討整個稅制不能開展，亦令到香港的稅制嚴重滯后，未能配合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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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這篇《香港稅法演變歷程》差不多。
香港的基本稅法《稅務條例》歷經政治、經濟風云變幻，雖條文有所增添修訂，但基本維持不變，這種穩定性也被視為香港稅制的一大優點。
香港的第一部所得稅法律是《1940年戰時稅收條例》。1939年英國對德國宣戰，香港殖民政府建議在香港開征所得稅，以居民和源泉為基礎向全部所得征稅，以協助英政府應對戰爭所需。這一稅制采用“部分所得稅”制度作為戰時臨時措施。
該稅制僅對三類所得分別征收的分類稅，即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這種稅制在許多稅務委員會商人代表看來，可降低未來提高稅率的可能性。另外，這一稅制以源泉征稅為原則，該原則沿用至今，成為香港稅制的重要特色。
源泉征稅原則與以居民和源泉為基礎的征稅原則相對。后者指凡居住于某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應就其來源于境內外的所有所得納稅或雖不在該國家和地區居住，但有產生或源自該國家或地區的所得，應就該所得納稅。顯然，源泉征稅原則能有效減免收入來源廣且所得高的納稅人的稅收負擔。這是為何香港1940年制定稅制時不以當時通行做法，而以100多年前的英國舊制為基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這一稅制被《1941戰時稅收條例》取代。新稅法的重要變化是加入征收利息稅的條文。但這部新法壽命短暫，通過6個月之后，香港被日本占領，戰稅停止征收。
戰后，英國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再次試圖開征普通所得稅，但再次遭到商人團體的反對，尤其是華人商人的堅決反對。華人商人組成了一個反直接稅委員會，向政府游行抗議，并直接寫信給英殖民辦公室表達不滿。作為妥協，政府重新采納了1940年建立的分類稅制，并更名為《1947年稅務條例》，沿用至今。
該條例僅有的一個變化是加入了個人入息課稅辦法，即納稅人可選擇采用此辦法對其全部所得申報納稅。該體制引入的初衷是誘導民眾逐漸接納普通所得稅制，可惜效果適得其反。此后，香港殖民政府三次嘗試改革稅制，制定一部類似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地區的普通所得稅法，但最終不得不徹底放棄這一想法，一則因華人商人毫不妥協的反對，一則因該稅制在實踐中達到了良好的征收效果。
1980年后，香港的基本稅收法律未有任何變化，但法院卻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通過解釋源泉征稅原則拓寬了稅法的適用范圍。香港的稅法條款相對簡單，對重要的源泉征稅原則并無詳細、可直接援引的規則。與英國及其他英聯邦地區通過立法規定具體規則不同的是，香港主要依靠司法，即法官判決來明確在具體案件中如何適用原則。香港立法機構對司法的信賴不僅表現在稅收領域，同樣也體現在其他領域。法官判決對如何確定薪俸稅中所得源自香港或境外作出了推理和解釋。
1989年起，香港政府廢除《稅務條例》中所沿用的1941年稅收條例確定的夫婦合并評稅，正式實施夫婦分開評稅。1989年4月1日，政府全面取消利息稅。這些變化在于使稅制更符合當時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1997年香港回歸后，稅收立法和制度依據基本法保持不變，《稅務條例》僅作過微小修訂。
香港的基本稅法《稅務條例》歷經政治、經濟風云變幻，雖條文有所增添修訂，但基本維持不變，這種穩定性也被視為香港稅制的一大優點。
香港的第一部所得稅法律是《1940年戰時稅收條例》。1939年英國對德國宣戰，香港殖民政府建議在香港開征所得稅，以居民和源泉為基礎向全部所得征稅，以協助英政府應對戰爭所需。這一稅制采用“部分所得稅”制度作為戰時臨時措施。
該稅制僅對三類所得分別征收的分類稅，即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這種稅制在許多稅務委員會商人代表看來，可降低未來提高稅率的可能性。另外，這一稅制以源泉征稅為原則，該原則沿用至今，成為香港稅制的重要特色。
源泉征稅原則與以居民和源泉為基礎的征稅原則相對。后者指凡居住于某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應就其來源于境內外的所有所得納稅或雖不在該國家和地區居住，但有產生或源自該國家或地區的所得，應就該所得納稅。顯然，源泉征稅原則能有效減免收入來源廣且所得高的納稅人的稅收負擔。這是為何香港1940年制定稅制時不以當時通行做法，而以100多年前的英國舊制為基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這一稅制被《1941戰時稅收條例》取代。新稅法的重要變化是加入征收利息稅的條文。但這部新法壽命短暫，通過6個月之后，香港被日本占領，戰稅停止征收。
戰后，英國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再次試圖開征普通所得稅，但再次遭到商人團體的反對，尤其是華人商人的堅決反對。華人商人組成了一個反直接稅委員會，向政府游行抗議，并直接寫信給英殖民辦公室表達不滿。作為妥協，政府重新采納了1940年建立的分類稅制，并更名為《1947年稅務條例》，沿用至今。
該條例僅有的一個變化是加入了個人入息課稅辦法，即納稅人可選擇采用此辦法對其全部所得申報納稅。該體制引入的初衷是誘導民眾逐漸接納普通所得稅制，可惜效果適得其反。此后，香港殖民政府三次嘗試改革稅制，制定一部類似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地區的普通所得稅法，但最終不得不徹底放棄這一想法，一則因華人商人毫不妥協的反對，一則因該稅制在實踐中達到了良好的征收效果。
1980年后，香港的基本稅收法律未有任何變化，但法院卻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通過解釋源泉征稅原則拓寬了稅法的適用范圍。香港的稅法條款相對簡單，對重要的源泉征稅原則并無詳細、可直接援引的規則。與英國及其他英聯邦地區通過立法規定具體規則不同的是，香港主要依靠司法，即法官判決來明確在具體案件中如何適用原則。香港立法機構對司法的信賴不僅表現在稅收領域，同樣也體現在其他領域。法官判決對如何確定薪俸稅中所得源自香港或境外作出了推理和解釋。
1989年起，香港政府廢除《稅務條例》中所沿用的1941年稅收條例確定的夫婦合并評稅，正式實施夫婦分開評稅。1989年4月1日，政府全面取消利息稅。這些變化在于使稅制更符合當時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1997年香港回歸后，稅收立法和制度依據基本法保持不變，《稅務條例》僅作過微小修訂。
